1981年12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小会议厅内，关于新任秘书长人选的第十七次投票正在进行。
之所以要强调是第十七次，主要是因为此前的十六轮投票全部无果而终，联合国秘书长选举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僵局。
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面色沉静地投下了手中的一票。
后来计票结果公布，秘鲁人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获得十票赞成，没有任何常任理事国投下否决票。
这位此前甚至不在候选人名单上的秘鲁外交家，就这样被一块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中了。
这场选举开创了一个影响至今的先例：从此以后，联合国秘书长人选开始在各大洲之间轮流出任。世界各大洲都有份，而且一般不连续超过两届。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给这个世界的贡献显然更大。
旧例当破，新局待开
在1981年联合国秘书长竞选之前，联合国一共诞生了四任秘书长。
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秘书长每一届任期为五年，可以连选连任。
第四任联合国秘书长是奥地利人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是1971年接替吴努当选联合国秘书长的，后来连任了两届。先后参与调停了苏联入侵阿富汗、第四次中东战争、越南入侵柬埔寨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冲突。
他的祖国奥地利奉行永久中立政策，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都对他表示了坚决支持。在当时的国际舆论看来，瓦尔德海姆连任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图|前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
1981年9月10日，瓦尔德海姆正式宣布竞选第三次连任。
不过，瓦尔德海姆自己也没想到，中国会突然站出来。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就逐步的开始参与国际事务。作为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参与了两届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工作，两届都是瓦尔德海姆当选。
对于这两次选举，中国都是先投票反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竞选者，两轮之后再投赞同票，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回忆，当时中国之所以这么做，主要考虑了三点：
“第一，我们虽然支持发展中国家，但如其他常任理事国不支持，我们也无能为力；第二，发达国家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也不好反对到底；第三，中国对联合国事务没有任何私利，不希望影响哪个秘书长为中国政策服务。”
瓦尔德海姆在任期间，同中国的关系一直也很好，1971年瓦尔德海姆第一次参选联合国秘书长，中国就对他十分支持，他当选后，也对中国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他本人多次访问中国，是第一位访华的联合国秘书长。
1972年8月1日，瓦尔德海姆夫妇应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的邀请访问中国，周总理还亲自出面接见了他们，当时瓦尔德海姆还提出“联合国正处在十字路口”的主张，得到了周总理的赞同。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后，瓦尔德海姆决定联合国降半旗致哀，当时有不少人反对，说“此事没有先例”，关键时候还是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坚持要降半旗致哀：
“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降半旗致哀，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却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却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下半旗。”
瓦尔德海姆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无言以对。
1976年12月8日，瓦尔德海姆得到了中国的支持，得以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
然而，瓦尔德海姆第二次当选，却引起了第三世界一些国家不满，他们认为联合国秘书长一职长期由欧洲国家把持，们认为这一职务不应老是由欧洲人担任，按联合国的地域轮流的惯例和原则，应由非洲或拉丁美洲国家，即第三世界的人选担任。
从联合国成立到1981年，共产生过四位秘书长：挪威的赖伊（1946至1952年）、瑞典的哈马舍尔德（1953至1961年）、缅甸的吴丹（1961至1971年）、奥地利的瓦尔德海姆（1971至1981年）。
四任秘书长中，三人来自欧洲，只有吴丹一人来自亚洲。吴努之所以能当上联合国秘书长，主要是因为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离奇飞机失事遇难。
这么来看，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位，长期都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的小国把持的，而占据联合国会员国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三十五年间只出了一个秘书长，还是因为前任意外去世才得以接任。
1981年新一届联合国秘书长选举，非洲统一组织推举了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作为候选人。
萨利姆年轻有为，在非洲国家中威信很高。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情感，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时，萨利姆兴奋得在会场里带头跳起舞来。这一举动让美国政府对他耿耿于怀。
当时中国代表团经过反复思考，逐渐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判断。
“萨利姆是中国的老朋友，他此次竞选不仅代表个人，更代表整个非洲。如果中国只支持两轮就转向，“显得我们只想敷衍一下非洲国家，态度不够真诚，不够朋友”。瓦尔德海姆如果当选，将成为连任三届的秘书长，这在联合国历史上尚无先例。联合国秘书长职位长期被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有责任站出来说话。”
当然，中国还有一个更现实的考量，中美两国当时正在就第三个联合公报进行紧张谈判，谈判进展并不顺利。中国甚至做好了在必要时将大使馆重新降格为联络处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同美国闹点矛盾，似乎也并无不可”。
事实上，早在中国代表团写报告回国之前，邓小平已经作出了明确的指示，要“一否到底”。代表团与中央不谋而合，后来报告送达后受到中央嘉奖，外交部还专门发了通报。
中国的投票策略就此确定。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此前同瓦尔德海姆并无恩怨，选萨利姆也并不是出于想要操纵联合国选举。
大国博弈
1981年10月27日上午，在联合国安理会一个小会议厅内，关于秘书长提名的第一轮投票正式开始。
当月安理会主席、西班牙代表德皮涅斯大使稍作说明后，投票便正式开始。凌青和副代表梁于藩拿到选票后略作商议，即按预定方案投票：赞成萨利姆，反对瓦尔德海姆。
第一轮投票结果出炉后：萨利姆虽然得了十一票，但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瓦尔德海姆得十票，同样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
尽管是不记名投票，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美国否决了萨利姆，中国否决了瓦尔德海姆。”
接下来的三轮投票中，瓦尔德海姆的得票大多与前次持平，萨利姆的得票却逐渐减少。
第二天举行的第五、六轮投票，萨利姆和瓦尔德海姆分别获得八票和十一票。由于中国再度否决，瓦尔德海姆未能过关。
一个星期后的第七、八轮投票，中、美两国态度依旧，两人提名都未获通过。
11月17日，安理会一天之内连续举行了八次投票。萨利姆和瓦尔德海姆各自都吃了“红牌”，美国和中国分别投下了反对票。
投票的轮次在增加，局面却纹丝不动。
经过整整十六轮投票之后，国际社会终于明白了两件事：美国反对萨利姆是铁了心，中国否决瓦尔德海姆也是动了真格。
中国的立场得到了发展中国家代表和新闻媒体的高度赞扬。他们纷纷对凌青表示：中国“伸张了正义，维护了发展中国家事业，是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真正朋友”。
西方传媒也受到深刻震动，惊呼中国的“惊人之举”“开始了一个对外政策活跃的新阶段”。
当时，国际上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向中国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施压，说中国“制造麻烦”，要求中国改变立场，中国对此针锋相对：
“今天，联合国的成员国已达157个，其中不结盟国家几乎占三分之二，非洲国家占三分之一，任何人都不能忽视这个客观现实，也无法否认这些国家今天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在担任过秘书长的4人当中，仅有一人来自亚洲，其他3人都来自欧洲。这同联合国的组成和第三世界在联合国所起的作用相比，极不相称。因此，在本届联大选举时，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强烈要求他们的代表能出任联合国秘书长。”
瓦尔德海姆为此还专门拜访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凌青也很诚恳的向他表示：
“中国坚持的是原则，中国的态度不是针对你个人的。联合国成立只有36年，你一人就担任了10年秘书长，这已经是很高的荣誉了。中国支持第三世界秘书长候选人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
考虑到在这样进行下去，僵持局面只会维持，安理会大多数成员国开始会外寻求打破僵局的办法。
不久之后，妥协方案被提了出来：让瓦尔德海姆继续任职一到三年再行选举；或者五年的任期由瓦尔德海姆和萨利姆“平分秋色”，一人一半；再或者另觅候选人，前提是原候选人中至少有一人退出竞选。
以上妥协的方案，在联合国并不是没有先例。
第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挪威人赖伊是1946年当选，至1950年第一届期满，可就在即将进行选举的档口，朝鲜战争爆发，赖伊站在美国一面，支持安理会在没有苏联同意的情况下可以行动的意见，因此得罪了苏联。
当时，关于新一任秘书长人选问题，各方面都争执不休，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五次秘密会议，都没能谈妥，苏联坚决反对赖伊连任，美国也提出将反对所有的竞选者。
考虑到这样僵持不是办法，美国纠集了英国、法国等国向联合国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即将赖伊的任期再延长三年，这个建议虽然苏联仍然持反对，但却得到了联合国大会的同意。
后来苏联始终不承认赖伊这个联合国秘书长。
不过，赖伊这个三年延长期也只是维持了一年，因为五十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泛滥，影响了在联合国任职的美籍公务员，赖伊予以抵制，得罪了美国。
1951年11月，赖伊被迫提前下台。
不过，对于1981年的联合国而言，所谓的妥协方案，并不能让各方满意。
毕竟美国不是三十年前的美国，而中国也不是当年的苏联。
无意间开创历史先例
不久之后，延长任期和“分享”任期的方案被否定，另推候选人成为大势所趋。
12月3日，瓦尔德海姆接受了中国的建议，首先宣布退出竞选。五天后，萨利姆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两位候选人的退出为新人“出炉”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几天之内，新的秘书长候选人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登台亮相，最热闹的时候竟达到九人之多，包括秘鲁著名职业外交家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内的九名候选人，清一色属于发展中国家。
1981年12月11日，安理会举行秘密会议，就候选人进行第十七轮投票。
凌青和梁于藩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代表一起参加了这次具有不寻常意义的投票。
结果，德奎利亚尔获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十票赞成，没有任何常任理事国投下否决票。这位此前甚至不在候选人名单上的秘鲁外交家，就这样戏剧性地当选为联合国第五任秘书长。
将近五十天的选举终于画上了句号。多年以后，凌青依然能想起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德奎利亚尔上任后与中国合作良好，主政联合国长达十年之久。
1982年，新当选的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访华，邓小平与他进行了会见。
由于德奎利亚尔出任秘书长时的特殊背景，他在谈话中几次提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领袖，邓小平对此一再表示不同意：
“领袖做不得，很多朋友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发展中国家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德奎利亚尔一行不少人员事后都表示，十分赞赏中国这种既支持发展中国家、又不愿在发展中国家头上指手画脚的立场。
中国在联合国的这一行动创造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先例。
从此以后，联合国秘书长人选开始在各大洲之间轮流出任。德奎利亚尔之后，埃及人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1992至1996年）、加纳人科菲·安南（1997至2006年）、韩国人潘基文（2007至2016年）相继出任秘书长。世界各大洲都有机会角逐这一国际组织的最高职务，这在1981年之前是难以想象的。
当时有国际评论员说：
“中国在外交上打了场朝鲜战争，表面上看是平局，实际上占尽天时、地利，美国输了！”
应该指出的是，此次联合国秘书长选举期间，中美之间关系也十分微妙。
1981年1月20日，里根就职美国总统，他是美国共和党的鹰派，在位期间对华并不十分友好。当时，美国上下也都认为，中国很穷、很弱，中国是有求于美国，而美国无求于中国。
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一事后，美国的国际评论员认为：
“中国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上和美国对峙，是向美国的一种示威。”
当然，所谓的“示威”是一种无稽之谈，中国之所以在联合国上“打这一仗”，除了是正当参与国际事务外，主要还是为了告诉美国，中国并不是无足轻重，美国也并不是无求于中国。
瓦尔德海姆后来退出联合国秘书长竞选，对美国造成的震撼是可想而知。
1981年12月4日，瓦尔德海姆退出联合国秘书长竞选当天，中美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在北京展开谈判，次年8月17日，双方发布了“八一七公报”，为中美关系打开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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